“中国精英的面貌正发生变化, 十分耐人寻味”

✪ 梁晨 | 南京大学

✪ 董浩 | 北京大学

✪ 李中清 | 香港科技大学

✪ 任韵竹 | 香港科技大学

转自：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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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导读】近年来，对教育系统是否还能培养出精英的疑虑在日益扩大。随着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中国的教育体系在整体上由精英主义向大众化转型，出现了学历贬值、教育内卷等趋势。与此同时，既有的教育精英作为社会流动机制的获益者，正试图坚守阶层身份以免“下流”，对下一代进行密集养育成为潮流。那么，纵观历史，那些通过教育选拔出来的精英，究竟拥有怎样的家庭出身？他们的出现与时代的需求有何关系？

通过对1865-2014年间教育精英个人资料的梳理，本文聚焦这一群体构成的历史变化，及其与国家发展、社会流动的关系。(1) 在1865-1905年，教育精英基本由全国性的官员或中高级士绅子弟构成(>70%)。(2) 在科举废除后的1906-1952年，大学生的家长多为商人和金融人士、律师、医生和教师等专业职业技术人员(>60%)。鉴于通商口岸开风气之先，大学生集中在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民国时期的大学招生有强烈的本地偏好，乃至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全国性”高校可能只有北大、清华和燕京三所。(3) 院系调整后的1953-1993年，新的大学统招统考制度重新按地区划分名额。以北大为例，大多数省份从每1000个高中毕业生中录取1人。在招生时以行政手段给予照顾，导致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子弟成为教育精英的重要来源(≥40%)。(4) 在1994-2014年，随着各地有产家庭迅速增加，其子弟通过重点高中成规模地进入了精英大学，成为教育精英的主体(>50%)。作者指出，在西方，客观考试下的贤能选拔机制较新且影响有限，精英身份遗传性强、阶层相对固化，若非通过大规模吸纳人才移民等其他机制，社会活力必然有限。而中国在近代以来，虽然主流知识体系和教育内容基本按照西方标准进行了改造，但客观考试和强调贤能的体制却得以保留下来。中国教育精英群体不仅规模迅猛扩张，而且社会和地理来源格外多样，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

本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原题为《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限于篇幅有所删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江山代有才人出

——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

▍引言

精英群体来源结构转变和新兴精英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往往被视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

相较于社会革命，以精英群体构成转变为基础的社会转型往往不易察觉，但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同样深远。重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秩序的社会革命和改变新老精英群体构成的社会转型是最为重要的两种社会变化。这种“人”的转变未必显见，但往往能长期、深入地改变社会整体的运行机制与文化，促成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因此，理解新精英群体及其形成机制对全面认识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可能更为重要。

随着人类社会从以财富占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时代转变到以精英教育、高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可能因教育精英群体的崛起而实现从第一次巨变走向第二次巨变，全球对教育精英群体的关注更为凸显。

与西方教育精英群体新近勃兴不同，中国教育精英群体历久弥新。唐代确立的全国性科举制度和考试文化使中国获得了逾千年的发展教育精英培养系统和社会流动机制的历史经验。在科举制“学而优则仕”的规制下，传统中国的教育精英们虽然最终仍要依附或转变成政治精英才能进入社会上层，但统治精英群体并非只是来源于权力阶层，减少了阶层固化。西方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在权力精英系统之外产生出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新财富精英群体，此时中国商人团体虽也有发展，但由于科举体制下商人并不具备较高的社会地位，一定程度上使得优秀人才流向了教育和政治精英群体，工商界“失去了较为优秀的成员，使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更加困难”。

换句话说，中国长期的传统是居庙堂之上的国家权力体系和民间教育体系相结合的社会，这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全然不同。

近300年来，教育精英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大为增加，甚至远超全国人口的增长规模。1700年左右中国总人口约1.5亿，而当今中国人口超过13亿，增长了9倍左右。整个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从10万多增长到了1亿多，扩大了1000倍。在学教育精英也从十数万增长至上千万，增长超过100倍。教育精英的大幅增加显然和晚近以来国家教育制度调整、现代学校设置等关系密切，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家支持下的各级教育扩展以及1949年以后国家推行的初等教育普及与高等教育扩张。这一系列转变中教育精英来源的变化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我们研究关注的重点。

▍不拘一格降人才：精英教育者家庭身份的变迁

1865年以来，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家长职业）发生过多次显著变化，形成了特点分明的四个阶段：1865-1905年为第一个阶段，官员与科举成功者子弟成为了教育精英的垄断者；1906-1952年是第二个阶段，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士等新职业群体代替传统官员群体，在教育精英的家长职业中占据明显优势；1953-1993年是第三个阶段，工农或无产者子弟成为新的教育精英优势群体；1994-2014年是第四个阶段，有产者和工农无产者子弟混杂，但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逐渐显现。150年来，教育精英的家庭来源持续不断地转变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第一阶段，帝制中国教育与科考成为个人、家族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或保持社会高阶层地位的关键。根据何炳棣的研究，明清教育精英的来源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以进士为例，1371-1904年，近60%的进士来自获得过中等以上功名（生员以上，不包括生员）或官员身份的家庭，近12%来自前三代中只获得过生员但没有更高功名和官员身份的家庭，但也有超过30%来自前三代均未曾获得任何功名或官职的家庭。换言之，明清时期约1/3教育精英出身于非教育精英家庭。

1865-1905年，来自官员家庭或具有中、高等科举功名家庭的子弟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并形成垄断，他们自身素质与掌控社会、应对世界的能力也具体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演变，这也成为第一阶段中国教育精英群体社会来源最显著的特征。19世纪中晚期，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洋务运动开展之后，举人、进士来自官员和中、高功名家庭的比例从60%上升到了70%，加上来自低级功名家庭的子弟，其比例从近70%扩展到了90%。晚清新政后，随着科举废止，新式教育得到引进和推广，一些并非出自传统科举或官员家庭的子弟跻身其中，没有任何功名和官职家庭子弟的比例才有了提高。

第二阶段，即从废除科举后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出现了巨大转变，新兴的商人群体和专业职业技术人员子弟占据了垄断地位。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8年的估算，晚清新学制建立以来，中国本土共培养专科以上毕业生26万人左右，其中本科生约16-18万人。这些大学生的家长职业结构与传统时代相差很大，以商人及以金融人士、律师、医生和教师等为主体的专业职业技术人员群体子弟代替了原先的官员子弟，在教育精英中占有明显优势。

晚清民国教育精英既有来自传统精英家庭的，也有相当部分来自新兴精英家庭。一方面，大量晚清官员和士绅由“政”转“商”，通过插足商业、高利贷业和金融业寻找新的发财途径。这种从传统士绅到资本家的转变有一个较漫长且不明确的过程，他们之间往往有一代人的间隔，其社会基础由此变得很复杂。另一方面，19世纪末，买办作为晚清新兴社会最初和最重要的群体代表，因为掌握了大量财富而成为受人尊敬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原来奴仆般的出身却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买办子女是最早大规模接受西式教育的，是早期的中国大学重要的学生来源，他们的家庭显然并非上一个阶段的精英家庭。随着地主、富农及知识分子都参与到各类商业经营中去，地方社会的主政者基本转变为“东家、小股东及经纪人”，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中心”“由秀才、举人及家族长的宅第，转移到地主、商人及高利贷者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商店之中”。这一阶段中国教育精英在社会来源上发生了本质性转变。

教育精英家长职业的结构性转变是国家与社会对知识、学术和才能的定义与价值取向转变的后果。随着传统科举的废除和西式教育体系的建立（当然，最初的教育体系主要仿效的是西方体制在东方的改进者——日本教育模式），“西学”取代“中学”已成为精英教育不可逆转的趋势。精英教育获得者的主要家庭状况也由此转向“西化”。商人群体不仅大多集中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各类条约口岸城市，更亲身参与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转变。职业技术人员不仅同样集中于类似的城市，而且大多已经接受过较完备的西式教育。因此，民国大学生的主体来自通商口岸城市中的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家庭职业背景和地理分布都比较集中。

1949年以后，随着院系调整、招生方式和考核标准的改变以及各级教育的扩展，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结构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以往几乎无法进入教育精英阶层的工农无产者子弟迅速成为教育精英最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来源。根据一所国家级精英大学（北京大学）、一所地方省级精英大学（苏州大学）1952年以来全部本科生学籍卡所做的研究，由于受“出身照顾”政策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高校新生中工农无产者子弟的比例迅速提高，很快在国家和地方两级都达到了垄断地位。1978年恢复高考并取消出身照顾政策后，工农无产者子弟依旧是大学生的重要来源，在地方高校中的优势更明显。从工农（体力劳动者）与非工农（非体力劳动）的比例来看，1953-1993年，中国高校中的工农子弟从1952年前几乎难觅踪迹到超越非工农，成为绝对主力，再到“文革”后有所调整但仍是非常重要的精英来源，形成了教育精英社会来源的全新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来，教育精英中的工农子弟几乎都来自前一个时期的非教育精英家庭，是当时社会的中下层或底层，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转变是相当巨大的。这种转变的发生最初显然与国家政策转变，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政治出身的考量从高考招生措施中退出，官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在文化资本占有上更具优势的家庭子弟比例有所提高，但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工农子弟在精英教育者中占据相当份额的事实。

1993年以后，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逐渐呈现出新特征，虽然工农无产者依然占有一定比例，但有产者开始上升。1995年以后高校普遍扩招，在以北大为代表的国家级精英高校中，干部子弟、专业技术人员等新时期的有产者子弟所占比例具有明显优势，是学生来源的主体。工农等劳动群体子弟的比例与80年代相比有所下降，但至少在2000年以前还保持着超过30%的比例且较为稳定。在苏大这样的省级精英高校，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非常有限，劳动阶层子弟与有产者子弟基本实现了“等量齐观”。劳动群体子弟的比例能继续维持下去，除了和客观考试制度相关外，可能也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的留学热潮的影响，但具体影响还有待研究。

从2003年起，教育部在维持统招统考制度主体地位的同时，开始在一些重点大学试点“自主招生”制度。以北大2007、2008两年的自主招生为例，从最初的20548名申请者到简历筛检后剩下5003名笔试参加者，再到笔试淘汰后剩下的2189名面试参加者，直到1602名最终录取者，来自有产者家庭的子弟比例越来越高。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坚持的相对客观的考试具有开放性，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的教育精英群体。他们与地方性的精英群体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1865-1905年，中国教育精英中超过60%是官员子弟；到了1906-1952年间，超过60%的教育精英已经换成了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弟；再到1953年-1993年，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工农无产者子弟；而到最近的1993-2014年，则有超过50%的教育精英是新时代的有产者子弟。

中国教育精英的长期转变，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精英教育规模的扩展，另一方面更牵涉到国家对“知识”的定义和教育内容的改变：从传统儒家义理教育到西方的高等职业教育，再到以科学、各种工程科目为主的教育以及当下的全球化教育；从民国初年对政治、社会治理人才的需求再到抗战前商业化发展对各种专业人才的需求；从抗战后，尤其是1949年后对国防建设人才的迫切需求到当下全球化人才的竞争，国家对“知识”的定义一直处于转变之中，相应的获取知识的途径设置也一直在转变，对不同群体学生的“学习”竞争形成了不同方向的影响，最终造就了教育精英社会来源差异明显的四个阶段。

至少部分是因为考试标准、教育资源的获取和选择性录取过程的转变，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在不可避免的重叠或延续的同时，更多地出现了“新家庭”，呈现出新、旧精英不断交替的过程。如民初商人、新知识群体的社会来源便与科举精英家庭存在着明显差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无产阶级家庭与民国商人和知识技术精英家庭几乎没有联系，当前尽管部分有产者家庭子弟是来自1949年后受过教育的无产者精英的后代，但大部分并非如此。这种精英构成的流动与代谢，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种本质，也是中国最终能够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世界边缘成为世界中心的关键所在。

▍三十河东四十西：教育精英来源地的变迁

精英教育的选拔标准、考试内容等一旦发生变化，不仅对教育精英的家庭来源有深刻影响，还会改变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显然深谙此点之紧要。

自宋代到清代，南方地区虽然牢牢占据着中国文教中心的地位，但国家科考取才仍会以地域为标准进行名额的划分。在这种制度的作用下，清代官员的地理来源结构相对广泛和稳定，结构性变动甚少（见图2）。这有利于维护科举考试在全国的广泛吸引力，有利于保证国家精英的全国性来源，也使得清朝的官员来源地区分布能长期兼顾到各个省份。

同时，国家也无法全然忽视各地方在政治、经济和科教文化等方面的水平差异，自华北以至华南的中国东部显然是精英最主要的来源地。自洋务运动到晚清新政，随着科举制废除及“西学”代替“中学”成必然之势，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逐渐呈现出向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与以北京为中心的直隶三区域集中的趋势。穗港、沪宁杭、京津及其周边地区因地理和传统的关系开风气早，接受西学、送子弟出国留学的风潮领先全国。当国家取才标准和考试内容越来越向西学倾斜，教育精英就更加集中于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及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了。

民国以后国家对精英教育系统的掌控程度有所降低。统一的考试标准、内容和招考组织的缺乏，使得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呈现出与晚清大不相同的局面。国立中山大学和国立交通大学，作为当时最知名的国立高校中的两所，其学生的地理来源都高度集中于学校的驻地省区及周边邻近地区，分布模式与清代的全国模式显著不同。抗战期间，由于大学内迁，许多大学里西部学生比例迅速提升，但其主体仍旧来自大学驻地，这种模式的实质没有改变。

国家干预在精英招生中退出后，植根于地方的大学在招生时自然存在的地域偏好或与转变的形成关系紧密。清华大学由于经费源于庚子赔款，在建校之初，其名额便以各省承担赔款之数为基础，再结合文教之强弱等予以分配。其形式与结果和科举的解额制颇为类似。大学部建立后，清华虽不再按省分名额而是面向全国招考，但全国性学生来源得以保持。有学者认为民国真正的“全国性”高校可能只有北大、清华和燕京三所。大多数高校有着强烈的驻地偏好。这与1938年之前民国从未有国家统一组织的高校招生考试和教育精英名额的全国配置有关。比如上海的高校，不仅招生考试大多只在上海本地举行，而且专业安排也多适应上海地区需要，高校的影响所及区域也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加之上海生活消费和学费高昂，学生便主要来自本地或周边省区。

1938年以后，国民政府逐渐将行政权力渗透进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开始出现。但实行的时间很短，且更多的是应付战局。因此，从现有数据看，20世纪40年代高校生源的地理来源模式变化不大。

1952年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完成重建，新的大学统招统考制度得以建立。与国民政府组织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不同，国家不仅统一规制了全国学校的学习内容，还对各级学校进行分等并重新按地区划分名额，更以行政手段明确了招生时依据家庭出身对工农子弟等给予照顾，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1952年以后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模式出现了新转变，精英教育再次覆盖了全国范围的人口。 

首先，大学因隶属机关的级别、性质等不同，招生范围也不同，或全国招生，或侧重某些大行政区、省份，或被限定于省内招生。以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为例，北大肩负着为国家及地方培养最精英人才的任务，其招生范围覆盖全国，按省份划分名额。苏大根据国家整体的发展规划和地方实际需要，重点发展师范、医学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丝绸纺织工业等。这一设置决定了苏大招生范围主要是江苏省内（超过90%），兼及丝绸工业、核医学等系统涉及的四川、甘肃等地，不具有北大那样的国家模式。

其次，至少在20世纪末以前，以北大为代表的精英教育的国家模式显然不同于晚清和民国时期清华的国家模式，其生源的省级名额配比要均衡和稳定很多，大多数省级行政地区每一千个高中毕业生中能有一个进入北大（地图7）。而在前两个时期，尽管名额覆盖了全国，但地区间的比例差别较大，甚至可谓悬殊。不过，这一时期也存在着首都地区录取率非常高的现象。与前两个时期有数个生源地中心不同，这一时期北京生源录取率达到了近1.5%，是京外的10倍左右，而天津、吉林和浙江等相对较有竞争力的地区也仅在2‰左右。

最后，依照苏州大学的数据，即便是未按地、市分配名额的省内招生大学，此时的模式也与民国的地方性模式不同，即学校驻地尽管有优势，但范围覆盖更全面，薄弱地区学生比例有了很大提高。随着招生方式、政策和标准等方面的系统转变，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模式从国家到地方都发生了较为彻底的转变。

最近20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大规模院系扩招政策的出台以及近10年来以自主招生为标志的各种高招方式、方法的改革，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再次出现了转变，今后是否会出现新的模式，还有待观察。

▍“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多角度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教育精英

防止精英阶层固化、促进人才流动是保持社会活力的关键。这一个半世纪以来，中西教育精英来源的实际状况全然不同。

在中国教育精英经历上述四个阶段、不断改变社会来源主体并维持多样性的同时，西方精英教育长期为财富所有者所垄断。2009年全美有超过半数的精英大学学生来自于收入处于全国前5%的家庭，财富所有者子弟依然是教育精英的主要来源（见图3）。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教育精英群体的历史发展路径和社会来源构成与西方很不一样，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与多元性，相对开放的精英教育体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

中国通过客观考试确立的贤能统治体系与西方截然不同，使教育精英的社会转型得以实现重复变革。科举制建立以来，以客观考试选拔官员的“贤能统治”制度得以确立，逐渐成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传统和行为指导。

在西方，客观考试下的贤能统治的机制较新且影响有限，长期以来社会精英身份遗传性强、阶层相对固化，社会精英来源的结构性转型更加困难，若非通过大规模吸纳人才移民等其他机制，社会活力必然有限。而中国在近代以来虽然主流知识体系和教育内容基本按照西方标准进行了改造，但客观考试和强调“贤能统治”的体制却得以保留下来。

▍余论

上述大规模微观数据分析表明，近150年中国教育精英的家庭职业背景和地理分布存在着差异明显的四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65-1905年，最显著的特征是教育精英基本由全国性的官员或中高级士绅子弟构成（>70%）；第二个阶段为科举废除后的1906-1952年，此期中国教育精英转为以地方性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为主(>60%)，且集中在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第三个阶段为院系调整后的1953-1993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子弟成为教育精英的重要来源（≥40%），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第四个阶段是1994-2014年，随着各地有产家庭的迅速增加，其子弟通过重点高中成规模地进入了精英大学，成为教育精英的主体（>50%）。不过，自2015年起，由于以自主招生为代表的新招生制度及改革措施也随之展开，今后中国很可能还会出现第五次教育精英来源模式的调整和新的社会转型。

教育精英不同于其他社会精英的特质对保持社会活力和文化传承有重要作用，为理解中华文明延续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可能。政治或财富精英所具备的是更容易直接代际传递的社会和财富资本，而教育精英所拥有的则主要是文化和人力资本，无法直接继承，相对更依赖个人努力和积累。因此，教育精英群体的转变往往包含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进取性的培养和投资。新兴教育精英群体的形成对社会同样也有可能延续多代的意义。此外，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各级学校体系紧密关联，而近代学校广泛的地理分布和国家系统教育体系使教育精英的流动和影响覆盖了更广的地域和人口。同时，教育精英比其他精英更认可知识对社会的改造和促进，更重视平衡社会道德责任水平与物质增长的关系。

当下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本，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教育精英特质对社会的影响大为加强。从这个角度讲，深入考察中国教育精英之特点连续演变的现象，分析思考其原因和效果，不仅对理解和应对社会等不平等问题、保持社会长期稳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可以为全球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些重要的经验参考。